新世纪版《鲁迅全集》很快就要问世了。它的编委之一陈琼芝，却在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６日因癌症去世，没有能够等到新书的出版。
为了出好《鲁迅全集》，有不少人都出了力。陈琼芝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人。
我是因为参加《鲁迅全集》的编注工作才同她相识的。１９８０年２月，我从湖南人民出版社借调来京
我被借调来京，我想是因为事实上我早已在参加这一工作了。我出版过一本《鲁迅传略》，后来又把《鲁迅全集补注举例》的稿本寄给冯雪峰先生看过。冯雪峰先生和孙用先生就把我介绍给王仰晨兄。那时，鲁编室正在着手准备新的《鲁迅全集》（十六卷本），他们很认真，鲁迅的每一个单行的集子，都先出一个“征求意见本”，深红色的封面，我们习惯地叫它做“红皮本”。不知道这红皮本每种印了多少，发送给哪些人。我是每种都收到了的，也给每本都写了意见。这样，他们才决定借调我来京的吧。
琼芝参与这事却比我早，也比我深。我是开始于给“红皮本”提意见，她却是参加了“红皮本”的制作的。《二心集》的“征求意见本”，书上注明：“本书注释者：吉林省开山屯化纤浆厂工人理论组、延边大学中文系”。在延大中文系，承担这一工作的，主要是琼芝和她的学生章新民。动手之前，他们先到北京等地作了些调查和访问，访问了冯雪峰、冯乃超等好些有关人物，还把收集到的材料编印了一本《二心集研究资料》。至于工人理论组云云，则是那时的风尚，每一本“红皮本”上，都标有一个工农兵理论组，置于某大学中文系之前，以显出工农兵管上层建筑的权威。注释这事，专业性很强，学养稍差的人就不易做好。这些工人理论组做的，我想大约只是“路线把关”，保证所有注释都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。所以在各本“红皮本”的许多注释中，都大讲什么“儒法斗争”之类。特别是每一篇的“题解”，更把鲁迅说成是一位路线觉悟非常高的作家。
应该庆幸的是，等到我们着手编发书稿的时候，上面已经决定不以“红皮本”为工作的基础了，另外准备了一种打印本作为工作底本。“题解”这一项取消了，注释也增加了一些具体的材料，减少了一些评论性的字句，工人理论组的贡献保留下来的不多了，大体上也就是后来读者在１９８１年版中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吧。
我是担任第六卷的责任编辑。琼芝担任的是第七卷的责任编辑，包括《集外集》和《集外集拾遗》这两个集子。那时每一卷有一个定稿小组，几卷同时分头进行。我不了解第七卷定稿小组的工作情况，但是从最后的成品来看，恐怕谁都承认，比起第一个注释本（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８年出的十卷本）来，在注释方面以第七卷的进步最大。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，《集外集》附录《〈奔流〉编校后记》十二篇，十卷本只作了十二条注，分别注明本篇见于某月某日出版的《奔流》某期，十二条注文共占篇幅一面，涉及文章内容的实质性注释是一条也没有。而１９８１年版的十六卷本呢，本篇作注１７４条，注文共约一万七千字，约占篇幅十八面。当然，这一进步首先是定稿小组的功劳，出版社准备的工作底本有一个较好的基础。其中也少不了担任责任编辑的琼芝的一份劳绩，至少，她的工作量就比前面的那一位大得多了嘛。
第七卷按预定计划发稿之后，王仰晨兄又给琼芝追加了一项任务，请她编《全集》的索引，即第十六卷。现在有电脑检索，做索引是很容易了。那时可没有用电脑。琼芝先要将资料抄在卡片上，再一张张来编排。这件工作必须在前面十五卷最后付印的清校出齐了之后才能开始做，却又必须和前面的十五卷一起开印，一起出书，时间是很紧的。琼芝以她过人的细心和责任心完成了这一工作。这索引至今我还常常在用，给我便利不少。在多年的使用中，我只遇到了它的一处错误。
这部十六卷本的《全集》，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前夕出版了，在学术界颇获好评，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。我们参加过这一工作的人都很高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又渐渐感到这个版本还有所不足了。在１９８１年之后，陆续出现了鲁迅的一些佚文佚信，出现了一些相关史料，更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新的研究成果。学术界认为编印一部新的《鲁迅全集》的条件已经成熟，完全可以出一部比１９８１年版收文更完备，校勘更谨严，注释更精当的新版本了。琼芝和我，也都是这个看法。因此，我们也应邀参加浙江编印《鲁迅全集》的活动了。出版管理部门没有批准这个选题，于是缩小范围，改出《新版鲁迅杂文集》。
琼芝为浙江版《新版鲁迅杂文集》做的是《三闲集》和《二心集》这两本。她做得很用心。在校勘和注释这两个方面，都取得了比１９８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更好的成绩。像注释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一文中提到的藏原惟人的时候，她是写信给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横崛?教授（她的大学同学），才查问到其生卒年的。举此一例，也可见她的认真了。
后来新闻出版总署决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着手出版修订新版《鲁迅全集》，并成立了以石宗源署长为主任的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，和以聂震宁社长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。琼芝和我都被安排为编委，出席了２００１年６月在八大处宣传干部培训中心开的第一次大会。分配具体任务的时候，我还是承担了第六卷的校注工作。曾经希望琼芝也分担一些工作，但是这时她已经发现癌症，正在治疗，因此就算了。她对我说，她给浙江做的那两本花了不少心血，其中有些成果是新版《全集》应该采用的。当她收到浙江寄来的样书之后，即提出赠送一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参考。具体主持新版《全集》编注工作的李文兵兄也想早点看到浙江出的这本书，有一天打电话给她，说要去取这书，她正好要出门去医院，当即约定，她把书带到医院去，由我陪着社里的侯群雄兄去医院找她，把书取来。
我不知道即将出版的新版《全集》中究竟采用了多少琼芝的校注成果，这要等书出了之后才能看到。有几条我想必会完全采用的。例如《三闲集》有一篇《皇汉医学》，从最初的单行本起，一直到后来的历次《全集》，标题都是用的双引号，琼芝将它改为书名号。这是篇书评，这里当然以用书名号为是。文中提到“合信氏医书”，各版《全集》对此均未加注释，琼芝注道：
合信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ｂｓｏｎ，１８１６～１８７３）今译为本杰明・霍布森，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，一八三九年来华，先后在澳门、香港、上海等地行医。曾撰写关于解剖、内外科和接生方面的书籍多种。
正文在这里接着还有一句按语“（案：益指《全体新论》等五种）”，以前的各版《全集》都没有“等五种”三字，这三个字是琼芝根据鲁迅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２日致江绍原信中所说意见添上的。
《三闲集――书籍和财色》一文，十六卷本注张竞生和“第三种水”，是这样的：
张竞生 广东饶平人，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，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。著有《美的人生观》，《美的社会组织法》等。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《新文化》月刊，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（不久即被封闭），宣传色情文化。“第三种水”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。张在所编《性史》一书中曾论及“第三种水”。
琼芝的注文是这样：
张竞生（１８８８～１９７０）原名公宝，广东饶平人，哲学家、性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。曾留学法国，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，开设西方哲学史、性心理学等课程。著有《美的人生观》、《记忆与意识》、《第三种水》等，编辑有《性史》第一辑，是我国提倡性教育和节制生育的先驱之一。“第三种水”是他首先使用的一个术语，指女性在性高潮中的分泌物。
顺便说一句：１９８１年版应该是可以注出张竞生的生卒年的，可是没有注。
《二心集》里的《〈艺术论〉译本序》，中有一句：“这书所注的本子，是日本外村史郎的译本。在先已有林柏先生的翻译”（十六卷本第四卷第２６４页）。这以前的两种《全集》也都是这样印的。对于林柏其人和他的这个译本的情况都未作注释。琼芝据《二心集》的初版本将“林柏”改为“林柏修”，并加注：
林柏修 应作林伯修（１８８９～１９６１），原名杜国库，又名杜守素，广东澄海人。哲学家。早年留学日本，后参加左翼文化运动，任左翼文化总同盟（简称文总）机关刊物《中国文化》主编。翻译有普列汉诺夫《艺术论》、《史的一元论》，著有《先秦诸子思想》等。
这条新加的注文，不足之处是没有注明他的这个译本的版本情况。重病使她没有精力去查找这本书了。李文兵兄决心写好这条注释，终于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，因此在注文里对于它的版本情况作出了确切的说明。而且发现：书上的译者署名就是“林柏”，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《全集》改用林柏这个署名了。可见写出一条好的注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像新版增加的这条注文，就是经过陈琼芝和李文兵两位的努力才完成的。
可以预料，即将出版的十八卷本《鲁迅全集》，比原有的各版都将有一个很大的进步。作为编委之一的陈琼芝虽说没有分担具体的工作，她还是以独特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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